电影开始时插入了一段介绍，其中谈到：只有超过18岁的人才会因为犯罪被逮捕，这也因此使得成年人引诱小孩子们去代替自己做违法的事情。看似保护未成年人的制度，却转变为利用未成年人的工具。巴班克在采访中说到：“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社会纪录片，也是一部社会批评电影”，在这部影片中，巴班克关注儿童的边缘化问题，他认为正是政府对儿童的忽视与遗弃的行为，培养与滋生了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暴力，这种暴力反过来巩固了政府暴力镇压的合理性。电影中暴力的主体——被遗弃的儿童，同时也是社会结构性暴力的受害者，最终他们却强化了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根据Julián Daniel Gutiérrez-Albilla的研究，他认为巴班克批评了巴西的政治与社会力量，从而揭示了19世纪80年代巴西社会与政治的动乱问题。《Pixote》的背后批评了巴西1964年通过政变登台直到1985仍掌握实权的军人独裁统治，这一统治在1968年后变得更为僵化和暴力。

影片开头一个10岁被遗弃的孤儿比绍特、同性恋莉莉卡与其他男孩被抓进了少管所。当晚比绍特便惊恐地目睹了一个年长囚犯对小男孩的强奸。在这个由政府建立的机构当中，管事的人用暴力压迫儿童，并将囚犯的死归因于儿童之间的斗殴。由于媒体大肆宣传街区暴力，使得机构内部的镇压变得合理化。当比绍特和朋友们看到自己的同伴被管理者打死时，他们一行人跳出了窗子，离开了少管所。在电影中少管所的管理者没有确切的身份，这是因为这些人代表了压迫性的国家权力。被社会遗弃的受害者们，在少管所内部也受到持续性的权力的压迫。

比绍特在少管所内部以一种游戏的方式与同伴们模仿着他们所观察到的犯罪——抢劫、斗殴，以一种受害者的方式体味着管理者的暴力。当他们逃离此处回到社会上时，因为少管所内外的运行规则没有改变，他们只是回到了一个更大的、充满着犯罪、毒品与卖淫的世界。而少管所正成为了福柯口中的“罪犯学校”，在《监禁与惩罚》中他认为：“一个人一旦进了监狱，就有一个机制开始运作，把他变得卑鄙、令人厌恶。因此，当他走出监狱时，除了重新犯罪，别无他法……监狱培养职业性。”重获自由的比绍特一行人回到街上进行偷窃、贩毒，最终协同妓女苏莉玩仙人跳抢夺嫖客的钱。比绍特也学会了目无表情地开枪杀人，正如同他在少管所中看到的——管理者在毫无顾忌地开枪。影片末尾他躺在妓女苏莉怀里，舔舐她的ru头寻求一种母亲般的庇护，然而苏莉却赶走了他，画面最后比绍特只得走上铁轨，朝着遥远的、毫无希望的未来走去。

Robert Stam认为这部电影与巴西新电影极富政治性特点不同，它缺乏“更深层的政治分析”，他认为巴班克只是在指责这个机构滥用暴力，而非在指责造成这一制度与虐待的社会系统。然而，巴班克通过拍摄被遗弃的儿童的故事，重现了无辜受害者成长为施加暴力者的过程，他看似未将矛头指向军人独裁时期的社会系统，却描绘了在那一时期的社会中底层边缘儿童是如何被社会遗弃的。少管所进一步集中强化了儿童的犯罪专业性，被社会遗弃的儿童从“犯罪学校”毕业后，进入了更为广大的社会。然而被遗弃意味着被投入监狱，这个社会因为他们贫穷的身份仍然在排斥着他们，他们自由地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