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北京电影节期间，某场电影放映过程中，由于一位观众频繁看手机，进而引发现场冲突，大家对观影礼仪展开讨论，除看手机之外，大声喧哗、熊孩子捣乱、吃东西等行为被深恶痛绝的批判，在一些人看来，观看电影似乎是一场不容破坏的文艺仪式，灯光熄灭后，伴随着龙标的提示音，全场要默契的进入超脱空间，因此，任何破坏氛围的行为，不仅是公众场合文明礼仪的缺失，更有一种文艺境界的高下之别，一些人缺乏对电影应有的虔敬之心，糟践了这门艺术。

影院里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固然令人不适，但正如菲茨杰拉德所述，每当想要批评别人之时，要记住，并不是人人都拥有你的优越条件。也许他人为了看场电影，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频繁看手机可能是他的生活出现了突发状况；大声讨论剧情之人，可能是生平第一次走进影院。话说回来，在影院这种公共场所，这类事情的出现显然是在预期之内的，真的要追求极致观影体验，是有很多方法的，比如当初我特意找一个人少的午夜场看《银翼杀手2049》。道德从来都是用来约束自己，不能要求他人遵从，愤怒的指责或者包容的理解，这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当然，以上文字也并非我对指责之人的指责，算是一种善意的规劝吧。

但我极为反对另一种倾向，即：将观影行为神圣化和贵族化，在精神上鄙视他人，获取审美自信。

我人生中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在矿区的露天篮球场上。黄昏时分，挂上一块儿幕布，矿上的工人和家属们吃完晚饭，陆陆续续到台阶上席地而坐，等天完全黑下来，放映员嘴里叼着烟开始装胶片，孩子们争先恐后伸手到光柱里，幕布上马上就有张牙舞爪的影子，大人们呵斥，孩子们四散奔逃，我们那时候喜欢在幕布后边看，画面是颠倒的，别有一番趣味。艺术本质上都是大众化的，如果文艺青年回到上世纪露天影院，去指责观众对电影不够尊重，这场景光想象一下就觉得极为滑稽。

世界知名的大导演们，都有一个癖好，喜欢躲起来观察观众观影时的表情，观众随着剧情或大笑或惊愕或悲伤，身体不由自主的前后摆动，这是他们最享受的时刻。如果这时，观众里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睡觉，导演们不会愤怒的指责观众不尊重电影，而是反省自己可能拍了部烂片。这才是尊重电影的正确态度，部分观众不要越俎代庖。

我一向反对在任何领域人为设置不必要的门槛和自我拔高，深究其动机，无外乎自我标榜罢了。如今，看一场莎士比亚的话剧，俨然是文艺朝圣，似乎有过这个经历，就能证明一个人的审美是高雅的，脱离了庸俗的下里巴人，产生一种顾影自怜的高贵。但在那时候的英国，莎翁的话剧就是为大众创作的，在那时的话剧场，观众们嚼着烟草吵吵闹闹，遍地都是吃过丢掉的牡蛎壳，台上的演员讲着各种黄暴的段子，哈姆雷特抱着一个女演员的屁股，对着台下挤眉弄眼的说道：“to be or not to be”，这是莎翁戏剧的原初模样。与此相对应的是，《圆桌派》上周轶君讲的，她在莎士比亚剧院看剧的经历，“话剧是台上台下共同创造的，一个脱离世俗的空间”、“所有人都站着，下雨也不打伞，一点声音都没有，有人晕倒了，会被工作人员抬出去，其他人看都不看一眼，一点不受打扰”，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说明，将艺术神圣化和贵族化这件事是全世界的通病，莎翁如果活着，可能会被气死。

前天看了《圆桌派》第六季第一集，请的是人艺的李光复和濮存昕，节目一如既往的高质量，但我看的时候非常不适，两位人艺大咖的言论使我自惭形秽，话剧这门艺术是给极高精神修养和审美境界之人准备的，我这辈子可能都不配看话剧。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自身专业充满职业自豪感，这无可厚非，但我实在难以想象，如果哪天窦文涛请我上节目，我会大谈特谈理财经理的营销话术是门精湛的技术、资产配置理念是多么的科学、组织投资报告会对人的锻炼有多大、在银行工作本质上是人生的修行。这里边的差别在于，人生而平等，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个人可以对自己专业有自信但不能自满，在公众场合过多拔高自身专业是种不礼貌。

将话剧过分贵族化除了拔高自己之外，实质上并不利于传播和推广，一门艺术之所以有活力，那是因为始终接触和服务大众，接地气的豫剧能够养活自己，高大上的京剧只能靠财政补贴；德云社的相声一票难求，其他曲艺渐渐成为文化遗产；百老汇的歌剧是真的好看，很多片段都成了流行歌曲，而人艺目前还在抱着《茶馆》不放；人艺目前仍然无法自负盈亏，而开心麻花某种意义上拯救了话剧。艺术从业者们一旦开始将自己塑造成文艺贵族，企图脱离下里巴人，那就距离变成文物不远了。

屁股决定脑袋可能是最具普遍性的真理之一，文艺工作者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崇拜艺术，中产阶级觉得自己的审美就是普遍的审美，这本无可厚非，但千万不能看不起大众，回过头来指责大众庸俗，别以为你们玩的小把戏没人看明白，大众不过是宽容罢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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