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巴塔耶（GeorgesBataille,1897-1962）是怪才。在热闹的巴黎文化圈，他的路数独特，有别於战后当时强势的存在主义，為傅柯、德希达等下一代指出新路。他比前卫更前卫，颠覆主体性，追求极致经验，不断寻找超越界限的缝隙：搞神圣人类学（差点演出活人祭祀）、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但跟布贺东决裂）、自创「普遍经济」理论（超克「柜乏、累积」的经济思想）、开出尼采新读法（脱离黑格尔体系）、建构异质文化史、也创作争议性的情色「极限文本」。《眼睛的故事》（Histoiredelrsquo;oeil,1928）是其中最早、最有名的，生田耕作日译為《眼球谭》。情节大胆，讲十六岁男女主角的激情与逸轨。叙述者说：「我只喜欢那些被归类為骯脏的」，超越放荡，欢庆荡尽与过剩。前半段，故事包括在彼此身上撒尿、在死人身旁交欢等等露骨描写。后半段，离开滨海家乡，到西班牙之后，爱与死的交缠更强化，在暴力的斗牛场展现。女主角席梦娜享受用屁股把蛋压碎的刺激，迷恋被屠斗牛的睪丸，她让「蛋」（oeuf）和「眼」（oeil）的声音意义互相流转。而西方思想裡，眼睛作為理性之光的隐喻，也被彻底颠覆。最后，席梦娜引诱、强暴、并和同伴一起勒死年轻神父，甚至挖出死者的眼睛来爱抚身体，还放进g门和阴部，為巴塔耶著名的「太阳g门」理论，做了最激烈的註脚。《眼睛的故事》故事简短，意象却极强烈。它的x愛描述，不见得能挑起情欲，反而会令人不安，因為「g门裡的眼睛」移动符号象徵的位置，挑战文明接受的极限，质疑意义的可能性。三天前跟朋友在影院看了回巴黎后的第一场电影，Simone Veil的世纪之旅，讲她的一生。我在一生这个用词上斟酌。如果我们同意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可以通过影像或文字的形式短暂被看见的话，那么是的。讲述是一种短暂的绝对，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一样。Simone Veil，女人，犹太人，二战集中营的幸存者，。然而如果你去看影片的话，会发现她被铭记的部分几乎都来自于我上一个句号以前的空白，都在我停止描述的那些身份里。这些身份还可以任意调整顺序，把线性的时间溶解，就像导演选择的讲故事方式，大量的平行蒙太奇。接触到结构主义后，越发觉得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比如我想说，Simone Veil出生以后的生命实际在集中营里就戛然而止，她从今往后的精彩人生，都被我放进《后集中营时代》这几个文字的集合里。你跟亲密的伴侣坐在剧院欣赏芭蕾舞剧。画面闪烁。你刚出生的儿子用他还只看过你的眼睛的那双眼睛望着你笑。画面闪烁。你帮助过的人在偶遇的市集向你一谢再谢。画面闪烁。你因为无数次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而流下眼泪。画面闪烁。你的生命终于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平行蒙太奇的完美实践，你的生命终于永远失去一次完整的长镜头的可能性。闪回，闪回，闪回。继续生活。走出影院，我开始思考我的可能性，我继续拥有完整的生命长镜头的可能性。时间来到2022年7月21号，我在回国人员的隔离酒店接到床边的一通座机电话，被告知我入住酒店第二天开始的核酸检测出了问题。在等待工作人员上门采样之前，我不能再开门在门口的凳子上取饭或者将打包好的垃圾按照规定放在门外。于是我还剩下给房间的窗口开一个小缝隙的权利。窗口是被螺丝钉固定住的，没有办法打开到足够把脑袋探出去呼吸的程度。研究几分钟后我发现螺丝钉可以拧开，拿掉它就可以把整扇窗户推走，让整个上半身的身体都探到窗外呼吸，我为此还沾沾自喜了一阵，没有意识到这种高难度呼吸方式的珍贵之处。记得那天下午在备忘录里写了感受，大概最接近我那时的心情。2022年7月21日 19：23“下午五点接到电话被告知核酸有问题需要复核，让我不能再按规定把每日的垃圾放在门外圆桌下等着工作人员去收。我平静地问工作人员我的检测结果是不是阳性，那一刻脑中出现了很多人的脸，有我妈妈，有从机场开始就一直跟我一起的女孩。等待她回答我的几秒钟里，很多问题在心里重复了无数遍。如果被带去医院隔离治疗妈妈要怎么办，她怎么面对社区的目光，家人会因为我受到歧视吗。那个跟我在一起的女孩，也会因为被判定为密接而受到我影响吗。电话那头说目前还不能判断，检测数值没有达到国内入境要求需要复核，再次跟我强调不要再开门扔垃圾。专业，果断，坚决，不带情绪。挂掉电话我知道一场在空白中的等待开始了。我在等待一场决判，第一次拥有了知晓结果前无法与任何亲密的朋友或家人分享的，说不上是害怕但又无处可逃的情绪。我开始听歌，录歌，洗澡，做瑜伽。直到抽完一整包烟，有人来敲门，做了四次核酸，抽了一管血，说是要送去不同的医院分析。是两个年纪不大的姐姐，说重庆话，跟我讲话时自动切换不十分标准的普通话。我说麻烦你们，这么晚辛苦了。我想起乘坐马德里飞回来的飞机时忘记穿上一件外套，十个小时的行程冷气吹得我在最后一排发抖，空姐换了三次热水瓶给我取暖，下飞机的时候一个声音在舱门口，问，你好点了吗，还冷不冷？在巴黎时，我总以为我的恨像我的爱一样具体。但时隔一年再回到这个地方，我才发现也许我的恨跟我的爱一样摇摇欲坠。我原来不曾拥有过武器，因为我不知道它该瞄准的方向。”而我现在依然这么觉得。那些不具体感让我垂头丧气。我的情绪在二十一号那天的酒店房间里，在抽完一整包烟以后，还是第一次清晰地让我感受到它们要离我而去。你以为你是情绪的主人吗？它们离开我之前还向我挥手，说，“你看，我才是无政府。”7月22号，我在酒店接到确诊阳性结果，救护车会在半小时左右之后接我到医院隔离治疗。离开酒店之前我忙着打包所有行李，大概是忘了将偷偷拧松的螺丝钉放回原位拧紧假装无事发生。窗户就这么大大地敞开着，我就此失去了成为一个守规则的合格隔离人员的最后伪装。山前无路，身后无名，悲和喜都从中来。同行的还有同一航班的另外一位感染者，后来跟我住在在一间病房。我们都不知道会被带去哪里，只感到车一直在往高处开，像沿着盘山公路，转了无数次弯后终于到达山上的一所卫生院。还不算糟糕，我安慰自己。因为他们似乎足够专业：给每一个行李箱认真消毒；走路时必须列一纵队，前后间隔一米；入院前带我们到临时搭建的CT检测棚拍肺部影像；仔细询问我的吸烟史，告诉我不要再抽。这种专业在这样的时刻会令你安心。一件明确的事情是，他们有经验，他们知道该怎么对你。在不得不和没有选择面前，这很重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压力舱病房，像一块一块方形的胶囊，空气在外面，时间被凝固在里面。门外和舱门内各有一道密码锁，医生和护士提醒你，“如果无意间看到了密码，也不要自己开门出去。”我总跟朋友说，我这一年多在保安面前觉得自己最卑微。我哪有这样的想象力，去试探偷看密码再打开病房门的后果呢？我是训练有素的中国公民。病房内墙壁一侧的两个摄像头对准床位，红色的灯一直亮着，我知道我完了，偷偷抽烟成为绝无可能的事。我开始担心卫生间也有摄像头，开门进去查看，没有发现。但卫生间的灯坏了，并不亮。进入时门会自动关上，跟病房的光线完全隔绝，洗澡变得困难。取饭和中药的小方舱嵌入在病房内侧，连接着医院另一条走廊。工作人员会在固定的时间将饭和生活用品放进舱内，他敲击窗门向你示意前是不被允许主动打开窗门的。医生让我添加了另一位中医的微信，他远程问诊，让我发送了舌苔的照片，询问了我的症状。我于是在晚餐后得到一些熬制好的袋装中药，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年龄。一剂只属于我的l’effet placebo，中医文化包罗万象。只是在喝下三袋以后我腹泻不止，结果是我终于失去了在现代化病房里品尝中药的资格。家人给我打来视频电话，一一挂掉。我知道我需要睡眠让自己回过神来，然后才有力气去安慰别人，才能在讲出“我没事”几个字的时候不至于狼狈地哭出来。我睡得很早，直到凌晨三四点左右，我在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中惊醒。是我旁边病床的女生。持续的噪音让我头痛欲裂，我问她怎么了，有没有事，但最后发现她近乎是躺着在尖叫，分不出她是清醒着还是在睡梦中。我给护士发微信，希望有人能来看一看，没有回复。忘记那天是几点又睡着，直到早上九点左右，同样的叫声又在我身旁的床上响起。我再次惊醒，头痛已经快要超出我能承受的从前任何一次生理期偏头痛的范围，我给护士和医生都发了微信，希望他们能给我换一个单人的病房。他们回复说会先调监控查看情况，然后找精神中心的来查看，但病床很难协调，因为同源的感染者才能住到一起。我感到自己经历了一次对他人的背叛，对同类的背叛。为了我自己的精神健康，我几乎是想都没想就《立刻向上级反映情况》，希望得到妥善处理了。我的身体像快要裂开的大脑一样分裂出新的我。不想沟通，拒绝沟通。我不要全人类的仁，我只要我自己的仁。结果是我在当天下午换到了新的双人病房，我可以一个人住在那里，而这一次卫生间里的灯是亮的。我可以没有顾忌地唱歌，阅读，或者放声哭泣；我可以不用再帮没有中国手机卡的她开热点，或者将买的一箱矿泉水分她一半。庶民的胜利？但我为什么还是感到耻辱呢。我的日常正式开始了。早上五点半，工作人员会敲门提醒带好N95口罩，进门后夹一个圆形小机器在我指尖测量我的生命体征，离开时让我用发放的水银温度计测量体温，发给护士；七点半，早餐会送进小方舱窗口；八点半，工作人员进门给房间和卫生间的地面以及垃圾桶喷洒消毒水，离开时提醒我用拖把把地都拖一遍；九点，工作人员进门收垃圾，给垃圾桶套上新的“医疗废物”专用黄色垃圾袋。我暂时没有测核酸的资格，我的数值低得可怜，离国内要求的35标准相去甚远。看到带着测核酸棉签的医护人员走进我的房间，成为了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还有一件事也正式进入了我的日常。我会在每天凌晨四点左右准时醒来，之后几天里，已经熟练到不用看手机也知道我醒来的时刻。我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看着正上方摄像头亮着的红灯，决定要把枕头换一个方向。结果还是无法入眠。如果我失去的仅仅是睡眠，那该是多幸运的一件事。无比悖论地，我总这样想。我也看新闻，但后来逼迫自己要闭上眼睛关上耳朵去生活。我，只，要，我，自，己，的，仁，我在心里反复重申。可这样行不通，尤其是在凌晨四点夜色的包裹中。我把枕头的方向换了回来。我躺着，我注视着，我短暂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我向头顶红色的灯光沉默地发问。问我自己凭什么得到如此多的看护？问他们为什么不去照料更值得被照料的人？问这些忙碌和有序是否至少在所有的地方都得到了实践？问我应该恨谁？在我觉得自己躺在那些因为防疫失去生命的人应该躺的病床上而无比恨自己的时候。入院前我说终于发现我的情绪才是合格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我的痛苦并不属于我自己。我不忍凝视的，付出努力去忘记的这些不幸，却是很多人不曾拥有过的生机和活下去的可能。可能性。我在为可能性这三个字受苦，更多的人在为没有别的可能性而受苦。十六天后我离开了那里。这是我的特洛伊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我的脚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我仍然觉得不真实，我悬在半空太久了。我想回到成都后去广场滑滑板，想从滑板摔落。我急于去寻找那些来自地面的与痛有关的身体记忆，一些真实的重击。在当地的隔离酒店继续隔离七天以后，我终于回到了成都。我的生活还是继续了，不是吗？在成都的每一天，我都确实到广场跟妹妹一起玩滑板了，也有背向路灯的男生递给我一支黄鹤楼，说，“我要走了，还你一支啊。”我几乎就要忘记我是来这里练习摔倒的；我在一个夜晚到达了杭州，喜欢的朋友在酒吧等我，到的时候桌上有一个他为我买好的打火机，“你怎么知道我过安检被没收了？”，他从不抽烟，他总在我提出需要前就满足我。我几乎就要忘记我本想抱着他哭起来的；后来我还去了很多地方，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跟一些人相遇；再后来我回到巴黎继续生活，上学。我看着回程的机票，恍惚间觉得终点站Paris的下方还印刷着一行字，《无事发生》。我的生活还是继续了，不是吗？可我本不该带着这些记忆生活的。我本不该与阳性患者割裂，不该与密接人员割裂，不该与阴性转运人员割裂，不该与逝去的生命割裂。我成为了一个幸运的出逃者。我想起离开前跟医院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他说去年有一位患者，就在我睡的病床，住了三个月后，把所有的水果和饭都往墙上砸。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依然能看到没有清理掉的污渍。她现在怎么样了呢？她有地方可逃吗？或者问我自己，我出逃成功了吗。在成都，在杭州，在广州，我还是会常常在半夜四点左右醒来，头顶红色的灯光好像还是亮得晃眼。我坚信我回了巴黎就能好，从一种文明走向另一种文明，那些声音和疑问就会消失。可是现在我就在这里，我的猫就在我身边陪着我，它睡得香甜。我意识到地球上没有第二种文明，生命的经验不会形成闭环，不会纵使篱墙高筑也绝无办法淌过江河湖海，在遥远的另一端产生哪怕轻微的共振。在Monparnasse的影院里，影片特殊的呈现方式让我经验到了Simone Veil的生命。我明白了艺术和创作之于人的意义，一场对接近个体生命经验的尝试。我放弃要遗忘的想法。“你太主观了”，你听过这句话吗？可是我们至少必须诚实，我必须诚实。在“我”的故事里，我要的是绝对主观。客观性是个人生命史的脚注，是向善向美的修正符号。它们越多，我们离经验越远。我们离经验越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幻灭就越早淹没所有的土壤。人类成为人类，命运成为命运，共同体成为口号。什么是客观性？客观性是，我用端正的态度对待每一位遇到的工作人员，他们谨慎辛苦，他们疲惫不堪；客观性是，我在治疗期间的三餐好得出奇，我还玩坏了医院的升降床但没有人让我赔钱；客观性是，我事无巨细的妈妈在我出国期间也替我买了医保，因此我不必在出院时跟另一个女生一样缴纳近一万的医疗费用；客观性是，为了文章不那么快被举报，我必须把这些客观性写出来。这是我为客观性所做的努力。在国家机器的身体里，我们总是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