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指的文学青年指的是从事文学创作，对文学抱有极大热情及希冀的青年人。）

今天想讲一个台湾作家的故事。他叫做吕赫若。他在世的时间不长，由于所在时代的特殊性，逝世后也没有得到文坛和后世读者的重视。如果不是因为今年有一部根据他的故事改编的电视剧《台北歌手》，我想他只能活在一小部分台湾本土文学爱好者的心中吧。电视的播出加上金钟奖的提名与获奖，以及莫子仪编剧加主演的身份，让吕赫若的故事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吕赫若本人很帅，黑白照片都掩盖不了他英俊的面庞，很多观众都直呼本人比莫子仪还好看。印刻文学也在今年出版了《吕赫若小说全集》，这是一个与之前所有文学故事，内地的香港的台湾的，都完全不同的作品集。你可以从他的作品里看到日据时代的台湾人，过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台北歌手其实是对他的一种误读。这是当时台北政府追捕他的时候，通缉单上写的职业。吕赫若其实是台中人，他是作家而不是歌手。电视剧取名《台北歌手》，也是想说他的这一生其实都是在被曲解，没有被放置在应有的位置上。

吕赫若是他的笔名，出生在台中乡下的一个地主家庭，他也有一个很乡土的本名——吕石堆。只有他的家人和熟识的朋友才知道他的本名，大家都叫他吕赫若，或者是日文发音的吕石（roseki）。他之所以叫自己吕赫若，是出于对两个左翼作家的喜爱，一个是朝鲜作家张赫宙，另一个是四川作家郭沫若，各取一字组合而成。

地主家庭出身的吕赫若，在20岁的时候和林雪绒结婚，并陆续生了几个小孩。跟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文人一样，他的妻子并不是他的红颜知己，不懂他的文学创作，他在当时已经开始写小说，并且获得了一定的声望。林雪绒帮他生养小孩，照顾家庭。他对于妻子并没有浓浓的爱意，只是在生活中相互扶持。

因为是日本殖民时代，当时有钱人都会送孩子去日本读书学习，也有很多是去学医，因为医生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跟同时期的内地也很像。他在25岁的时候去了日本学习。不过文学青年不学医，他当时进入日本东京武藏学校学习声乐，并参加东京宝冢剧团，就是现在的东宝株式会社，早期的黑泽明电影和现在很多超级有名的动画片（蜡笔小新、哆啦A梦、樱桃小丸子、名侦探柯南）都是这家公司出品的。吕赫若一边读书一边跑剧场演出，还在出版社帮忙编写字典。对于文学青年而言，可以逃脱当时封闭压抑的台湾社会，来到一个开放的、文明程度极高的国家，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尽情活跃自己身上的每一个文艺细胞，可以想象这个时期的他有多么幸福。之前在台湾写的是短篇小说，来到日本后他开始写中长篇故事。故事基调还是台湾社会的现状。但是他越写心越不能平静，毕竟繁华的东京都市并不是他的故土，那个穷困的、落后的、被侵占的小小岛屿才是他的家乡。对于自己尴尬的身份，吕赫若第一次心生了彷徨。

后来由于身体负担过重，得了肺病的吕赫若带着一家人回到台湾，在台北住下了。相比于闭塞的乡下，台北在当时的台湾来说也很热闹，同样聚集着一堆文学青年。吕赫若迅速和他们打成一片。

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一方面出于兴趣爱好，吕赫若在台北做了好多项工作。他加入了张文环的《台湾文学》，担任编辑，（PS：张文环饰演者某些角度看很像黄轩），并担任《兴南新闻》的记者，还和林博秋（演员神似苏打菅田将晖！ ）、吕泉生成立了《厚生演剧研究会》的剧团，将他们写的小说进行改编，在舞台上演出。因为在东京学习声乐的原因，他和吕泉生还举办过几场个人演唱会。后来，他进入了兴业统制会社电影公司，认识了前来应征工作的苏玉兰，一个他眼里的“马克思女孩”，能读懂他的文学作品、他的歌曲，跟他一起工作，一个100分的红颜知己。

我最喜欢电视剧里面的一个地方，叫做“山水亭”。是吕赫若的好友王井泉开的餐厅，因为他年纪比较长，经营餐厅又很懂得人情世故，经常出钱支持文学戏剧和艺术活动，大家都叫他古井兄。他的山水亭聚集着当时台北所有有名的艺文界人士。就算在林雪绒跟吕赫若说家里米没了就要揭不开锅，他也实在捉襟见肘的时候，他们一大帮文学青年仍然能在山水亭里吃吃喝喝，有鱼有肉有酒。吕赫若和苏玉兰第一次一起吃的刈包，闽南语读音同“挂包”，看着就很好吃，长得很像肉夹馍，一边是开口的，但是是用包子皮包的，里面是卤得很香的五花肉，现在在泉州和台湾还能够吃到，是闽南地区的特色小吃。当时的局势还是很不稳定，管控越来越严，舞台上只能演歌颂日本人的剧，台湾本土的民谣一概禁止在剧场演出，有一次他们在剧场唱了一首本岛的民谣《丢丢铜》，马上就被拉电闸禁演，台下的观众全都站起来骂娘，大喊，干，他们不让我们唱自己的歌啦！

后来，吕赫若在山水亭用声乐的唱法，即兴唱了一首《一只鸟仔哮啾啾》，歌词讲的是鸟儿的巢被什么人给撞破了。大家听着他唱，张文环和着，吕泉生和林博秋在讨论这局势，桌上满是佳肴，大家都无心美食，只想饮杯苦酒。

虽然日子不好过，但是他们一伙人仍是斗志满满，找各种不被打压的方法，在山水亭、剧院、杂志社、广播电台，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试图让本岛人民的精神领域能够再广阔一点，不要当皇民政治统治下的应声虫。山水亭的餐桌旁，是一颗颗灼热的赤子之心在互相碰撞。虽然吕赫若参与了很多文化活动，但他最爱的还是文学。在他的日记里有写道：“从事文学者，应该要执着于真正的文学，而不是虚荣的的自我满足，而是愿意花上一生来努力探究文学的。”

电视剧里，苏玉兰把吕赫若的小说《牛车》改编成舞台剧，她读得懂他小说里要表达的东西。在身边来往的几乎全是男性的吕赫若来说，苏玉兰的学识和她清秀的面庞让两个人之间越走越近。但是回到自己的家，过分沉溺于工作以及和苏玉兰暧昧不明的来往的吕赫若，对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并不温柔。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林雪绒一人操持，他回家的时候不准小孩吵闹影响他写作，每天练习的钢琴也不准小孩碰。他自己躲进书房专心创作，留给妻子的是满地狼藉。他写的小说都是在讲本岛女性的凄惨生活，她们不被尊重和爱护，但是对于自己的结发妻子，他的做法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外人都羡慕林雪绒有个英俊又富有才情的丈夫，但那是吕赫若，他的丈夫是吕石堆，留给她的只有过分沉重的婚姻生活。她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家里的经济、担心小孩的营养跟不上。对于丈夫的生活，待在家里的她知道的少之又少。就连苏玉兰的消息，也是在女儿过世后，从相熟的医生口里得知的。

后来苏玉兰给吕赫若生了一个女儿。大家都知道吕赫若的情况，没有人去批判他，身边的好友也都体谅他要养两个家庭的辛苦，经常对他施予援手。他奔波于两个家庭之间，两个女人虽然互相介意，但也相安无事。

再后来就是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了台湾。大家都以为自由的时光终于来了，台湾人总算熬出了头。之前日据时代，在台湾流通的语言主要是日语、闽南语和客家话。《台北歌手》这部剧演员们大都讲客家话。所以当时全台都在抓紧学习普通话，电视剧里有个很好笑的点，习惯讲闽南语的古井兄始终都发不来F这个音，就跟大家现在打趣福建人的普通话一模一样。吕赫若也开始学习用中文写文章，经常拿着写好的稿子给从大陆过来的朋友审阅。

但是他们等来的是通货膨胀和更加严格的管控。台湾不能自由选举自己的人从政，为台湾人民发声。当时由于内战的原因，台湾作为国民政府的后方粮仓，米都被运往内地前线。米价越来越高，就算有钱也很难买得到米。但是农民的日子反而更不好过了，被地主们剥削，自己都买不起自己种的稻子。台湾南部发生了几起农民被当地流氓强割稻谷，起来反抗反被警察镇压的事件。吕赫若作为《人民导报》的记者，被派遣到南部调查整起事件。当时带着他走访的是简吉。饰演者是庄益增，《大佛普拉斯》里面的那个保安菜埔。简吉偷偷帮农民藏了几千石的米，在这之前他因为组织农民运动已经被日本当局关了十年。其实他自己也很穷，老婆怀孕了想要让他拿点米出来他也不肯，想喝酒又买不起，只能到小酒馆弹钢琴卖艺换酒喝。有一幕是吕赫若来到他卖艺的酒馆帮他拉小提琴，简吉弹钢琴。他们演奏的是德彪西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很少听古典音乐的我，在那个时候心里十分触动：现实那么让人无助，青年却不轻言放弃。音乐启示着，只要我们持续抗争，一定也能迎来光明的未来。吕赫若回到台北后写了一篇《警察均为地主之走狗，与日人统治时代无异》的报导。这篇文章成为了《人民导报》解散的导火索。他开始被当局盯上。

之后二二八事件爆发，台湾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吕赫若身边的众多好友和工作伙伴或被捕暗杀，或逃亡日本、香港和内地。简吉也在这个时候被枪决。之前和政府唱反调顶多被捕，现在风向变了，那么多人因此丧命，到处风声鹤唳，连呼吸的一点点空间也都没了。无法用文学救世的吕赫若悲痛不已，决定封笔，不再写小说。对国民政府彻底绝望的吕赫若转向了共产党的阵营，明面上是北一女的音乐老师，实则转为地下工作，主编《光明报》。这份报纸由于话题尖锐，迅速传遍了全台湾。

很快的，对《光明报》的镇压来了，吕赫若也被通缉。苏玉兰让他去冲绳，这样还能继续他的文学创作，在日本的话也不用担心语言问题。但是他心里还是盼望着中共的军队能来，哪怕大家都走了，他也要留下来继续传递消息。文学青年决心赴死守护故土。吕赫若告别了妻子，开始了逃亡生涯。他逃到了位于台北石碇乡的鹿窟基地。之后鹿窟遭到国民政府的围剿，无论是藏匿的中共党员还是当地男丁，全被杀害，鹿窟这个地方从此也就没落了。这个是台湾历史上很有名的“鹿窟事件”。但是关于吕赫若因何而死，没有人知道。有人说他是被毒蛇咬死的，有人说他是被同伴枪杀的。他留下的所有手稿和信件，都被埋在了家门前的荔枝园里，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家人都对他的情况闭口不提。

吕赫若被称为台湾第一才子。电视剧里把他的6篇小说进行了改编，用舞台剧的形式穿插在剧集里。熟识莫子仪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名很优秀的舞台剧演员，演的所有剧投入之深叫人动容。在电视剧里他对于剧场的舞台调度和对角色的拿捏都很好，哪怕道具很简陋，但还是能让观众入戏。演员也都一人分饰多角，每个演员都很好。女主角黄姵嘉不再延续她之前的电影《宝米恰恰》那样甜美可爱的风格，不论是粗鄙农妇、酒家女，都演出了角色应有的厚度，拿到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是当之无愧。

莫子仪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知道这片土地的的过去，或是同样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的故事，是很珍贵且必须的。跨远一点来讲，我们处于一个复杂的国际情势上，当你面对世界，要怎么看待自己？我觉得吕赫若那个年代跟现在一模一样。他一直在问自己是谁、前进的道路在哪里。如何在不知所措的环境下去选择自己的信念？又怎么去坚持？跟现在的环境一样。”

文学青年的道路总是难行。那个岛屿上发生过的事，有过的人，承受的伤痛，那种难以呼吸的感觉，对岸的的人也请不要忘记。

最近看了石川啄木的诗集，里面有一首《打开了旧的提包》，刚好吕赫若的遗物也是一只旧提包，我想把这首诗贴在文末：

我的朋友打开了旧的提包，

在微暗的烛光散乱着的地板上，取出种种的书籍，

这些都是这个国家所禁止的东西。

我的朋友随后找到了一张照片，

“这就是了！”放在我的手里，

他又静静的靠着窗吹起口哨来了。

这是一张并不怎么美的少女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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