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吸血鬼》以纪录电影的方式，展示了一部伪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一个叫奥斯卡·加西亚（Oscar García）的导演和一个叫J·麦格雷特（J. Maigret）的摄影师奔走于卡利和波哥大的街道，取材拍摄一部名为《为了谁的未来？》（El futuro para quién）的纪录片。据他们说，有必要 "拍摄苦难的场景"——通过展示哥伦比亚严酷现实生活目的是用他们的相机捕捉被边缘化的身体——以向德国电视台出售。
是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催生出了这样一部讽刺式的纪录作品？我们需要通过时代为其定位。《贫穷的吸血鬼》的诞生回应了哥伦比亚在1970年代因附加税法而产生的一系列电影。1942伊始，哥伦比亚政府开始了对电影管控条文的拟定，其正式的执行开始于1966年。1972年，在米萨耶尔·帕斯特拉纳（Misael Pastrana）政府执政期间，为国家电影的放映设定了关税，税率包括向观众收取1.5美元的门票费用；同时，电影院被要求在放映外国剧情片之前，先放映一部哥伦比亚的短片。放映商必须向通讯部门报告并留出其所收取的费用，这笔钱将返还给该放映短片的制作者，以便后者能够制作下一部电影。直到1978年，随着电影促进委员会（la Compañía de Fomento Cinematográfico ，简称Focine）的成立，“超价法”（la Ley de Sobreprecio）对哥伦比亚的电影制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政治”电影大量涌现，它们诉诸于一套保守的既定观念，依赖于过度强调苦难或边缘性概念的话语。较为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希罗·杜兰（Ciro Durán）的《流浪儿》（Gamín，1977），导演将一系列关于首都流浪儿童的16mm短片放在一起，以一部约110分钟的故事片，呈现哥伦比亚底层人民的生活。穷人的身体被“按需”拍摄并被呈现，以适应外国观众的口味。剧照：演员进行着伪纪录片的拍摄
通过这部电影，奥斯皮纳和马约洛批评了超价时代（Era de sobreprecio）生产的电影；而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它也指向了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回应。穷人的身体在该类电影中被利用，他们的身份被否认。公正性本应是纪录电影的首要观念，而在政治正确（或政治利益）的前提下，穷人的身体成为了被标记的空间，及渴望痛苦的观众的商品。这是苦难的商品，也是对身份的抹除——“穷人”被不加区分地使用，他们失去个体意义，在集体化的想象和商品化的消费中沦为了空能指。在第二场戏中，导演指示摄影师以尊重和关心的态度接近他要拍摄的人，而当他们一过马路，他就喊他把镜头“对准脸，对准孩子"；他们跟踪一个女人，命令直白：“不要停止拍摄！”；他们追赶一个老妇人，后者用一个袋子攻击他们以自卫。“我们需要疯子、乞丐、女同性恋者”——导演唯一关心的是得到一个想象中的人物名单，这些人物构成了城市的贫困阶层，以及贫穷所代表的所有既定元素。
在影片结尾，演员路易斯·阿方索·隆多尼欧（Luis Alfonso Londoño）解释说，哥伦比亚人也可以拥有在电影镜头前表演的天赋，即使他们缺乏文化。在既定的“穷人形象”下，社群文化本身被遮蔽，“苦难迷恋”的色情凝视取代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行途径。值得思考的是，穷人是否只能成为“被出声”的他者？边缘群体又是否拥有主流影像的演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