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根据柯云路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新星》，以一个县为背景，浓缩了1982年中国农村大刀阔斧改革的社会生活。它以其振聋发聩的主题和对生活的贴近，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响和收视率。主演周里京因此走红，曾获“新时期十年电影最佳男演员奖”，现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你问任何一个50岁以上的中国人，没一个不知道《新星》的。当年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引起的轰动绝不亚于今天的刘翔跨栏夺冠、杨利伟冲出地球！有数不清的电视观众给周里京写信，有的请他去当县委书记，有的是向他诉冤情。那时候，这部电视剧还被当成了整党教材，教育干部怎么去当好官、当清官。当然，现在关于这个话题有些争论，比如有人说，李向南不是包青天，他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什么官是好官？是清官？现在，像李向南这样“一心为民”的好官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　　说万人空巷看《新星》，一点都不过分。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把柯云路给捧红了。不仅小说另出了单行本，还有很多人排队买过期的登载过小说《新星》的杂志《当代》。但对周里京来说，我认为是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成了众矢之的，一举一动都被过分关注，很累，我相信刘翔和杨利伟都有这个体会，但周里京当时的压力更大。1980年代的演员，跟现在不同，他们拍电视剧不是冲钱去的，而是希望能拍到好戏。周里京拍《新星》大约拍了3个多月，挣了七八百块钱吧。假如不是周里京，而是换个人来演，这部电视剧会怎么样？不好说，他的个人魅力不需要我多说什么。[口述/北京电影学院李副教授（周里京同事）采访/董薇]　　《新星》在当时的确受到很多人追捧。特别是关注农村、关心知识分子、关注改革的人爱看。可以说，这部电视剧给一些关心局势的人指出了方向。很多人是从《新星》当中知道，原来县委书记是这样工作的。基层干部怎么推进改革，新旧两种制度之间可能会起什么样的冲突？这些都可以通过看《新星》获得理解和共鸣。而且，那时电视机才刚刚普及，电视剧的选择也非常有限，可以说，观众是别无选择地“选择”了追捧《新星》。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李向南的扮演者周里京很帅，1980年代不是流行高仓健的那种“冷”吗？周里京也有这种气质，他非常吸引人。文章刊登于《内蒙古电大学刊》（总第124期。中共漯河市委党校，作者马瑞海）说明：这篇文章不错，但原文过于重复啰嗦，有些地方被我删了，重新编排了一下。评判一个艺术形象的成功与否，关键不是看这个形象在其作品中所占的位置，而是是否表现出了这个形象的独特价值，只有那些酝酿于现实土壤中，涵盖了生活中同类人的特点、体现了同代人要求的艺术形象才可能得到观众们的赞赏。电视剧《新星》中的李向南就是一个有着独特认识价值的开拓者的形象。 李向南这个艺术形象，代表了一代人思想中崭新的一面，诚然，他们这一代是遭受过极大不幸的，经过严酷锻炼的很有特色、很有能量的一代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历史变动是如此之多。因此，他们对历史的体验也特别深刻，遗憾的是,《新星.》以前，很少看到这样的形象，李向南的出现，给我们展示了这代人的豪放与果敢，以事实证明他们在文化素养、知识结构、GM的自觉性、坚定性以及对党的任务、党性原则的理解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个性气质。李向南的出现，使我们在听惯了“老三届”愤怒的呼叫、哀怨的哭泣和无奈的发泄之后，看到了男子汉的崛起，领略到了激越的旋律。豪放的气质、和行进的力量。 李向南，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县委书记，他是一个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现状有清醒认识的人，当他登上古塔，俯瞰这座春秋时期就有名的小城时，历史宛如挂历，一页页呈现在他面前，远古的化石，粗糙的石器、阴冷的青铜、荒芜的堡墙、连同蜿蜒而过的铁路，酝酿出一种横贯古今的沧桑感。他似乎已经感受到了脚下这块土地的古老与落后，然而，当他进一步看到那些蒙冤的百姓呼唤着“青天”大人的再现，领结婚证的恋人走在路上还要拉开距离、卖凉粉儿的老人拼命挣钱只为了修个龙王庙求雨、坐在快要坍塌的窑洞里的小学生背圣经一样感谢县长一年前的关怀时，当他得知与共事的县委常委的儿子犯了法无人追究、公社书记俨如小国“土皇帝”时，他的灵魂被强烈震撼了。黄钟沉默、瓦釜雷鸣，党的威信在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政治生活已经遭到严重的扭曲。 历史的沉淀已经够沉重了，却又纠结上现实的负累。现状逼迫李向南采取非常规的做法，不是“先不露锋芒，拉住干部，再等机会一步步来”，而是“先展开工作，打出旗帜，震开局面，赢得民心，取得政治上的优势，然后再回过头来做一些干部的工作，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组织上的优势”。谋略已定，他审时度势，以党内存在的低效率、风气不正的官僚主义为突破口，勇敢地发动了一系列足以震动古陵的攻势。他查询**工作、召开提意见、提建议大会；处理冤假错案。 陈村的吴嫂因为对大队干部提出意见，遭到打击报复，半年SF几十次，县委常委批示几次，终未解决；林虹因为向报社反应县常委几个子弟走私银元的案件，而生活在压制、排斥与污言秽语中；一位农民的妻子，因为丈夫的冤死，背着孩子SF五十次毫无结果；退休教师魏祯完全合理地要求解决住房问题，SF七十多次，有关领导批示、报告三十多次，仍没解决.......凡此种种，无不暴露出党在干部队伍中的人浮于事、不负责任、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这种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因此，要改变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就必须向官僚主义开刀，尽快解决这些积案。李向南大刀阔斧，一天解除了对吴嫂的迫害，三天洗清了那位农妇的冤情，十分钟解决了魏祯的住房问题，将走私银元的干部子弟缉拿归案，并以一天处理十四个积案赢得民心，增强了群众对党的信任，被群众誉为“李青天”。 如果说处理大量积案已属不易，那么扭转部分干部对改革的错误认识更加艰难 也正是在这方面，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聪明才智和气度胸怀。有些论者曾把李向南的行为概括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仿佛他只是凭着一股蛮劲乱闯，其实他对政治有着独特的理解，尤其对中国改革家的处境很明了：“在中国，任何一个有宏图大略的改革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个熟悉中国国情的老练的政治家，他注定要被打得粉碎的。”在李向南看来，政治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比母爱还伟大的一种激情。“在历史上，你可以去看看，真正能使千百万人，一整代一整代最优秀的青年为之献身的唯有政治！政治毕竟是集中了千百万人最根本的利益、理想的追求！可以说是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有生机的活力！”为此，他甘愿做一个政治家。 他的确有着政治家的敏锐，初见顾小莉时，便对这位“上级领导的女儿，政治对手的侄女”确定了自己应付策略，决心争取她，征服她；与老谋深算的顾荣斗法时，他避其锋芒、发动群众，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然后再与之摊牌。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他却不敢陶醉，因为他知道：“你要改革社会，先要用三分之一的力量去化解形形色色的纠葛，去提防各种阴谋诡计、打击报复；必要时，还不得不用一定的技术经验来装备自己。.......然后，再用三分之一的去为建设最起码的政治廉洁而努力，最后，你才能把你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力量用于为社会开拓明天的长远设想和现实实践。” 由于初入古陵即采取主动行动，因此，要使大部分干部对改革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也不是开几个会就能做到的，必须用事实说服他们。于是，便有了他取得大多数干部理解与支持的特殊常委会。在黄庄水库，他用事实使龙金生和庄文怡认识到了各自的片面，发现了朱全山这样一个被埋没了的人才；在横岭峪公社，他清除了潘苟世这样的土霸王，扭转了胡晓光与他的对立；在庙村公社，他撤了公社书记和凤凰岭大队书记高良杰，有效制止了乱砍乱伐现象。于解决问题中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能。而他对小胡的重用，提拔他为政研室主任与横岭裕公社的书记，也表明了一个共chandang人的气度与胸怀，与因反对顾荣而被埋没在黄庄水库几十年的朱全山的经历一比，李向南的品质就更加突出了。 作为一名共chandang的干部，他不能仅仅保全自我，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体察民情。李向南的联系群众，不仅体现了他贴出：“求通民情，愿闻己过”的对联，也不能光看他每天在小县城转，关键是看他如何转。顾荣也有这个习惯，每天早晨在小县城转一转，面对人们恭维的问候声，体验到了父母官的满足；小莉也穿着时装骑着自行车转，其目的是为了给封闭的县城以刺激。李向南却转市场，问行情。与人聊，察疾苦，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好算账的习惯。知晓了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比例和牌价。他通过与卖凉粉老人的谈话，体会到了南恼村吃水的困难，通过倾心交谈，解除了老人的迷信思想，又确定了请专家帮助南恼村打井的方案；他到陈村访友之余，深入到干休所了解情况，帮助老干部们解决困难，又为他们提供了发挥余热的机会；通过与群众的接触，一方面掌握了自己制定政策的实施情况，使信息直接反馈到自己的面前，便于掌握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智慧又成为他制定政策、解决问题的力量源泉。善于联系群众并总结群众的智慧为己所用，正是李向南超过其他领导者的地方。 针对李向南的改革实践，有人说他起点太高，过于成熟了。我认为他总体还是一个真实的改革家形象，他的产生有丰厚的现实土壤。从作品中可以看到，在他到古陵以前，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推广开来，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党政机关的改革，具有日益紧迫的性质，没有过去的陈规陋习，没有严重束缚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现状，没有深藏在人民心中兴利除弊的呼声，他就不能下决心在群众中召开提意见、提建议大会。 面对黄庄大队要求承包黄庄水库的“十几份报告的空白处，几乎全部被铅笔、钢笔、圆珠笔、红蓝铅笔、横的、竖的、斜的批示挤满了”的现实，庄文怡说：“复杂就复杂在咱们现在这套体制机构，官僚作风压制了生产力”现实启发他出了题目：《是什么压制了人才和生产力》，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促进县委机关的改革。 在他改革的进程中，小周、胡晓光、庄文伊、宋安生、肖婷婷、龙金生、朱全山等人或先或后给了他支持，说明其改革还是顺乎党心、民意的。李向南在表现其进取性格的同时，也展示出性格的另一名，在胡晓光提起地委书记压他时，他也要当众给省委书记打电话回敬；雷厉风行地处理完一件事后，得意洋洋地自我欣赏等，这都些表明他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如同改革本身一样，其自身性格也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完善。李向南的政治热情、政治才干和政治心理突出表现在三次会议中：初步打开局面的提意见、提建议大会，显示出他先攻外围后取中心的政治策略，调动起群众的政治热情，孤立改革的阻挠者；作为中心情节的县委常委会突出了其政治品质、宁愿多做实事、反对空争论；这一点，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明智。即先干事、后讨论。李向南的实干精神是符合党的要求的。最后的常委扩大会，面对既是领导又是长辈的郑达理，他据理解释，面对诘难，他冷静应付，对于赞扬，他也没有当初的自我欣赏之情了。所有这些，一方面显示了他的政治技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的政治心理的逐步成熟。 李向南这个形象，揭示了改革者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他们像冰天雪地里跋涉的战士一样，竭尽全力与恶劣环境抗争着，还要时时堤防敌人的攻击和偷袭，李向南所在的古陵，不仅自然环境闭塞落后，人际关系更是复杂如网。许多人都联系着省城甚至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即使在小小的县城内，所谓“北京帮”和地方干部、改革者与阻挠者、国家和个人、科学和愚昧、执法与违法等等矛盾纠结在一起，使李向南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尤其是担任着县委副书记的顾荣和县委常委冯耀祖等人的存在，极典型地反映了改革的阻挠力量，其实就在我们的干部队伍内部。揭示出这一点，并让他们成功地挤走了李向南，虽说不免夸大了改革的阻力，却也让人进一步的认识到了即便是由李向南这样有才干的政治家领导的改革，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的进程是和历史同步的，往往要在曲折中前行。李向南的出现，还让我们对今后的文学以及影视剧制作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一个时期内，我们强调通过文艺对政治的依附；八十年代初，又主张文学艺术创作淡化政治的现象。对任何问题的理解，或左或右都不应该，关键是怎样处理， 一个成功的影视艺术形象，不仅容纳着其创作者自身对这一形象的深刻理解、感悟意识，还蕴含着更多的社会内涵，这样的形象才是真实的、有价值的，其光芒才能恒久。改革的阻挠力量，其实就在我们的干部队伍内部。揭示出这一点，并让他们成功地挤走了李向南，虽说不免夸大了改革的阻力，却也让人进一步的认识到了即便是由李向南这样有才干的政治家领导的改革，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的进程是和历史同步的，往往要在曲折中前行。----------------------------这位作者同志：周里京主演的《新星》已经过去二十六年了，您这篇精彩的评论文章也写了二十几年，没错，《新星》的唯一悲剧性色彩，就是李向南最后的被调离，但在那个年代，毕竟有来自上层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失败，只是暂时的，所以，才有结尾的画外音——“庄严的黎明，新的生命，正在这气息中一点点地孕育。一颗清亮的新星慢慢升起。它冷静、自信、倔强地闪烁着”看得出来，一切都昭示着新的希望.....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呢？看看现实生活中自己身边的事儿，再联系这一个多月的所见所闻，你会发现，历史总是在重复。历史又惊人的相似！现实的黑暗，会吞没这颗刚刚升起的新星！《新星》如果发生在“今天”，故事结尾会怎么样？冯耀祖的儿子出来了？告状的吴嫂再次遭到变本加厉的欺负？潘苟世官复原职继续危害横岭裕？...如果在今天，也许《新星》无法再续.....唯有变法！不管什么样的故事结局，让我们记住李向南的这句话吧——“你看过这土崖没有？多少万年，多少亿年，水才冲出这样的地貌。看着它我就想，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我也要像这河水一样，在人类社会地貌上留下我奋力冲击的一点痕迹......”李向南，他对自己最后的结局是有预知的，这让我想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诸葛亮，在五丈原上留给世人一个萧瑟苍凉的背影。《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历史赋予李向南强者的性格。他也用自己的价值和力量，超越了地域和时空的距离，聚集成他所属时代的闪光点。结局李向南被“成功”的挤走了，丝毫没“夸大”改革的阻挠力量，其悲剧性一点儿都不夸张！这就是现实！《新星》——它真的很穿越！李向南：“同志们支持的是我的工作，但工作要靠大家。一个县委书记如果被调走了，他的工作还能被继续下去，那这个县委书记会很高兴的，他的工作真正做好了，留下了基础。”听的多了看的多了想的多了唯愿中国屹立东方李向南：“.......同志们支持的是我的工作，但工作要靠大家。一个县委书记如果被调走了，他的工作还能被继续下去，那这个县委书记会很高兴的，他的工作真正做好了，留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