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1996年的《英国病人》是一部辉煌灿烂、感人至深的电影，在翌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它获得了罕见的胜利——获12项提名和9项大奖.在此之前只有《宾虚》、《西区故事》得奖超过了它（之后是《泰坦尼克号》和《指环王》），《英国病人》与《琪琪》、《末代皇帝》并列奥斯卡得奖数第三。
 
 《英国病人》改编自加拿大著名作家翁达杰的同名小说。小说曾获布克奖等多项文学奖，导演明格拉深爱这部作品，花费极大心力将这部被认为很难以影像表达的小说改成了电影剧本。小说中原有两个互相交织的爱情故事，明格拉削弱其中女护士与印度工兵基普的戏份，突出匈牙利男爵艾马殊与英国女子嘉芙莲炽烈哀婉的爱情故事。而两段爱情又被放置在战争环境、民族差异的大背景中展开，让历史的强悍力量切入个人生活，展现纷飞战火对绚烂爱情的破坏，从而引发出关于时代、民族、战争、个人命运等的思索，使电影成为一部充满史诗色彩的爱情片，或充满爱情魅力的史诗片。
 影片在感人之余，似有两处最易引起争议的内容：一是艾马殊和嘉芙莲的爱情是否道德，因为这是一场婚外恋；二是艾马殊为救嘉芙莲，把地图交给德国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公认为不正义的一方）以换取飞机，按传统的观点看，这一行为严重到了“叛国投敌”的程度。但是这两种行为在影片中都得到了同情和谅解，尤其是艾马殊和嘉芙莲的爱情，被渲染得如诗如画、回肠荡气。艺术一般来说不需要成为道德课本，但也不宜诲淫诲盗，那么，艺术与道德的双人舞，究竟怎样跳才算美好？
 文艺在历史上曾长期担负着宣扬和维护道德的责任，这种职责被命名为“文以载道”或“寓教于乐”。19世纪中期，唯美主义艺术家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于是，在艺术与道德的关系上出现了两种极端态度——道德主义与唯美主义。前一派认为文艺应当直接与道德律令相关，“美”必须服从“善”；后一派则主张文艺以表现“美”为己任，不必对读者的道德水平负责。
 唯美主义的主张虽然偏颇，但它提醒人们注意到艺术的特殊性：好的艺术作品必须塑造个性鲜活的人物，而要描绘丰富的个性、要展望人性的自由发展，就不时会触碰到道德的边界。完全合格的道德楷模只能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是某种“套中人”。
 艺术之所以不能与道德贴得太近，还在于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现象：在历史上，所谓的“道德”从来没有一以贯之的标准，许多在某一时代被视为天经地义的道德条令，后世却觉得荒唐严苛。极端的譬如中国宋代开始流播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贞操”观（有女子不慎被男人碰了一下手，竟将自己整只手臂砍下）、印度寡妇为丈夫殉葬的制度；此外如一夫多妻制符合中国古代道德观而不容于现代社会，同性恋过去被视为不道德而现在逐步得到宽容，等等。尼采一语中的：“就道德的保守性而言，道德很不道德。”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艺术经常无可避免地要表现人们的伦理生活，并或隐或显地表明其褒贬立场。然而艺术又不等于伦理道德，不能把文艺当成道德课本、简单地用现行标准去褒扬或批判艺术作品。艺术的教化功能首先在于开拓人的眼界和胸襟，让我们看到广阔而丰富的生活世界，展示情感、精神之各个层次的音调与光谱。相对于道德，艺术以更为丰富的方式呈现人的个性，以更为曲折潜隐的力道提升人的精神，张扬人最优秀的本质力量，这才是艺术特殊的伦理意义所在。
 一般来说，通俗类艺术作品大都不会触犯既定道德习俗，其立场多趋于保守；优秀作品则常常挑战现有规范，呈现出某种复杂含混的状态，但正是在那种复杂含混中，暗示出某种超前性的伦理境界。伟大的艺术作品将超越一时一地的道德规章，昭示最崇高丰富的理想人性。
 《英国病人》严格来说不能算“伟大”的作品，从其改编原著、突出爱情故事的设计来看，多少有些煽情、迎合观众的成分。但它足够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尤其在“爱情与道德”、“战争与道德”两个方面，《英国病人》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并且暗示了某种超前、理想的伦理境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