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再田收留了父母双亡无家可归的小月，靠着自己养鸭的好本事一手拉扯小月长大一直以来，小月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以为林再田便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某日，小月的表兄朝富找到了林再田，以小月生父的一封遗书威胁林再田，向其勒索巨额财产，否则就要将小月的秘密公之于众。　　最终，小月还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为了不拖累林再田，她决定跟随朝富。在朝富夫妇的怂恿下，小月开始学戏，两人只将她当做摇钱树，这让小月苦不堪言。为了资助小月，林再田卖掉了自己养的鸭子，将钱送给朝富，希望他善待小月，朝富因此良心发现。       1963年2月，時任台灣中影公司總經理的龔弘先生率先提出了「健康寫實主義」的創作路線，主張「要寫實，但是要健康」，由此拉開了台灣健康寫實電影運動的序幕。台灣健康寫實電影運動受到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極大影響，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意大利羅西裡尼、維托裡奧·德·西卡等一批電影人為代表發起的電影運動，以展現當時的社會現實生活為標誌。健康寫實電影一方面沿襲了其紀錄現實生活的理念，一方面又結合台灣的社會情況對其進行改造。本文將從題材選取、人物塑造和文化政治背景三個方面對二者進行比較。一、題材選取：紀錄殘酷現實與構建理想生活       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興起的電影運動，以寫實為主要特徵，注重紀錄、還原現實生活的真正形態。從題材上來說，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注重對平凡生活的表現，多庸碌困苦的小人物為作品的中心，旨在揭露現實的殘酷與矛盾。       以維托裡奧·德·西卡所拍攝的《偷自行車的人》為例，影片講述的是失業兩年的里奇好不容易獲得了一份張貼海報的工作，卻為工作所必需的自行車犯愁。他傾其所有購買了一輛自信車，不料在上班第一天就被盜。為了尋找車子，里奇與兒子布魯諾走遍羅馬的大街小巷，也沒能找到關乎一家生計的自行車，里奇迫不得已只能下手偷車。《偷自行車的人》被視為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經典代表作，它展現的是二戰後普通意大利工人的悲涼遭遇，關注的是平凡人家在生活中的窘困境況。影片以男主人公尋找丟失的自行車為線索，在過程中展現了戰後羅馬的社會狀況，人們破舊的服裝、簡陋的房屋、髒亂的街道等等，并通過這些表像揭示當時的社會狀況，對意大利的社會結構進行了批判。從影片中的失業、黑市、打鬥等細節不難看出，二戰後的意大利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此時的政治局面尚不穩定，普通民眾承擔著經濟蕭條的後果。而影片中算命女人生意興隆、布魯諾羡慕富家子弟等情節甚至蘊含著更加深刻的倫理、信仰和哲學的深層內容。       與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一脈相承的是，台灣健康寫實電影也同樣關注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如《街頭巷尾》里的街坊鄰居、《養鴨人家》里的普通農戶、《蚵女》里的漁村生活等等，無一不充滿著對日常生活的細緻刻畫，這也正是新現實主義電影所追求的目標之一。當然，台灣電影對新現實主義進行的創造性改變，就在「健康」二字。台灣健康寫實主義是由龔弘先生提出的，而他對於自己心目中的健康寫實電影與歐洲的寫實電影有著明確的區分。在龔弘先生眼中，「歐洲寫實電影多半暴露社會的黑暗、貧窮和罪惡，如果在電影當中灌注了人間的關愛，以求真、求善、求美為目標，豈不成了最好的寫實影片，可以命名為健康寫實影片，以別於其他的寫實影片」。當我們欣賞台灣健康寫實電影時，不難發現其中的人物和情節都存在著過於理想化的成份。《街頭巷尾》中拾荒者石三泰主動承擔起照顧孤女小珠的責任，虽然生活贫困，但两人情同父女，过着甜蜜满足的生活；《養鴨人家》中養鴨能手林再田對養女小月視為己出，林再田頻頻受到小月胞兄朝富的勒索，而小月寧願跟隨朝富受苦，也不願養父出售辛辛苦苦養殖的鴨群。無論是《街頭巷尾》，還是《養鴨人家》，故事情節都具有極強的戲劇性和過度理想化。這些影片滲透著當權者在其中灌注的政治意識形態，大大有別於平淡而瑣碎的日常生活，更像是服務於政治需要而為普通百姓構建的理想藍圖。二、人物塑造：性格多面與善惡二元對立       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突出貢獻，就是將現實主義美學在電影藝術中推向成熟。影片《偷自行車的人》的編劇西柴烈·柴伐梯尼（Cesare Zavattini），同時也是新現實主義這一電影流派的理論創作者，曾經總結提出過新現實主義電影的美學原則，其中首要一點即是「不虛構，不要典型化，不塑造英雄人物」。我們在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中看到的人物形象，多是囿於生活困窘之中的普通人，他們有善良、淳樸的心靈，也在生活的重壓之下展現懦弱、彷徨甚至罪惡的一面。以《偷自行車的人》為例，主人公里奇是一位普通的意大利工人，在工作中，他兢兢業業，面對妻兒，他努力挑起生活的重擔。可是，在他苦尋自行車而不得之時，他會將心中的鬱悶發洩到兒子身上，甚至在最後下手偷別人的自行車。在里奇這個人物身上，並沒有超脫與普羅大眾的高尚品質，也沒有做出過驚天泣地的英雄事蹟。我們看到是一個普通工人的辛酸悲苦，一個正常人在極度困境之下展露出人性中不光彩的一面。這才是活生生卻又血淋淋的現實，這樣的人物才可以令觀眾感同身受，體會到劇中人物糾結又痛苦的心情，從而感受當時整個意大利社會的精神氛圍。       台灣由於受到冷戰時代的思維方式影響，在電影中善惡的截然對立成為了敘事和人物塑造的主題。在影片《養鴨人家》中有明顯對立的兩方：林再田和小月等人代表道德上善的一方，他們性格淳樸，辛苦勞作，努力創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而曾朝富夫婦二人則代表惡的一方，他們是拜金主義者，卻又不努力工作，只想投機取巧達到發財的目的。影片表現了這兩方之間的衝突，結局則是善的一方感化了惡的一方。在影片末尾，曾朝富良心發現，認識到親情的珍貴，扔掉了一把鈔票。這實際上意味著人物拋棄了重利輕義的價值觀，影片宣導的“善定勝惡”的價值觀得以彰顯，這也是當權者對主流價值取向的引導和灌輸。三、二者的文化與政治背景       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這一電影流派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短短三十年內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世界滿目瘡痍，社會不再像從前一樣井然有序，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整個歐洲社會陷入混亂和彷徨之中。生活狀況的窘困造成了社會倫理秩序的缺失，也造成了人們精神上的空虛和迷茫，犯罪率和自殺率極高，社會矛盾十分尖銳。       誕生於這個特殊時期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展現了意大利社會生活的全貌，影片注重對社會現實的揭露和批判。《偷自行車的人》中的很多畫面十分粗糙，到處都是貧民窟和瓦堆，街道上遊蕩著流浪漢和失業者。這些都是導演德西卡進行實景拍攝的效果，這樣更能詳實地展現底層失業工人的實際生活狀況，其中的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台灣健康寫實電影的出現受到文化和政治因素的更大影響。首先，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台灣處於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之下，當權者對文藝作品有著絕對的控制權，希望藉此宣傳自己的政治思想，引導大眾輿論。當時的台灣文藝政策中有「六不」，即「不寫社會的黑暗，不挑撥階級的仇恨，不帶悲觀的色彩，不表現浪漫的情調，不寫無意義的作品，不表現不正確的意識」。另一方面，健康寫實電影的美學思想與中國傳統美學觀密切相連。中國藝術向來提倡高尚的倫理道德，重視藝術作品對人的教化作用，強調審美所具有的社會價值，要「盡善盡美」。       這也就是健康寫實主義電影中善惡二元對立的根源，這個時期的影片展現台灣人民的質樸、善良，歌頌台灣的經濟成就，宣揚政府的德政。在《養鴨人家》中，技術專家幫助林再田進行科學養鴨實驗、農業部門舉辦養殖大賽等情節帶有非常強的政治色彩，塑造了一個繁榮、和睦的台灣形象。台灣著名影評人焦雄屏女士也曾經說過「《養鴨人家》傳達的是農村的甜美及歡樂，是理想化而非現實的農村」。       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美學思想一經確立，不僅在歐洲範圍內引起轟動，也極大地影響了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電影發展。台灣健康寫實電影正是承襲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中關注現實，關注平凡人的核心主題，結合台灣本土獨特的文化、政治、社會背景，演化為特殊的現實主義電影形態。雖然在經歷了六十年代的輝煌之後，健康寫實電影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但不可否認的是，健康寫實在當時充斥著武俠、反共、黃梅調的台灣電影界確立了現實主義的新地標，也由此開創了台灣電影的又一個高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