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方某省会城市“光字片”区居住着周姓一家，父亲周志刚在西南参加“大三线”建设，长子周秉义响应国家号召成为第一批下乡知青，长女周蓉追随诗人丈夫远赴贵州乡村，周家只留下小弟周秉昆与周母相依为命。在五十年的岁月里周家人的命运与时代变迁交织在一起，周秉义大学毕业后从政，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中经历仕途沉浮；周蓉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却情路坎坷，阴差阳错旅居法国十二年。周秉昆与美丽又不幸的女子郑娟相濡以沫，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名工人成长为文艺工作者，经历下岗的阵痛和“下海”的挑战，在平凡的岁月里扶持邻里亲友共同前进。一家人在完成各自人生使命的同时，也书写了一部当代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提起导演李路，读者必然会想到他的代表作《人民的名义》。这部当下性、稀缺性、均衡性、艺术性兼备的反腐剧，是2017年当之无愧的“年度剧王”。其实，李路不只有一部《人民的名义》。作为一位入行近30年的“老资格”，他拍过《小萝卜头》《老大的幸福》《坐88路车回家》《巡回检察组》等现实主义作品。他的作品三次荣获中国电视飞天奖，两次荣获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但他又不只是导演。他在创作和管理的岗位上都干过。他担任过南京电影制片厂生产副厂长、江苏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他执导的作品中，总制片人那一栏里往往写的也是李路的名字。可以说，他既懂得影视剧创作，又熟悉行业的投资生产流程，是一位有制片人思维的导演。目前，他正投身于新作《人世间》的后期制作中。《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的茅奖同名小说，以周家三代人的视角，描绘了以周秉昆、周秉义、周蓉、郑娟为代表的十几位平民子弟，100多位形形色色、各行各业人物在近五十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 这部剧视野宏阔又笔触细腻，理想主义浩荡，人间烟火氤氲。前不久，我们观看了《人世间》的部分样片，和总制片人、导演李路畅谈起剧集的创作过程。 以下为李路自述。 “中国故事”2018年6月，我第一次看到了《人世间》的小说。此前，我一直在和腾讯影业接洽，寻找合作项目。腾讯方面提供了不少职场剧、行业剧范畴的大IP选题，我都没太找到感觉。我更想拍部相对宏观的、史诗气质的作品。后来他们给我推荐了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小说首次出版的时间是2017年11月，我是次年6月看到的小说。看了之后觉得确实是“我的菜”，书中多年沉淀的东西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也是我多年思考和感受的。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拍剧从来不会等别人把饭做好端到我面前，而是喜欢自己去孵化。《老大的幸福》如此，《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如此，《人世间》也不例外。正因如此，我在项目推进中可以掌控的事情较多，包括剧本的开发、拍摄的进度、资金的使用、所有的演职人员的确定。我们通过一未文化找到梁晓声的时候，是在2018年底，当时小说的名气还没“破圈”。《人世间》是2019年8月获的茅盾文学奖。梁晓声觉得我对小说的认知是非常清晰的，聊得非常投机，用他的话说：相见恨晚，你是导演，具体你全权来弄，我不干涉。搞定了版权，就要快马加鞭地找编剧。我当时给陈道明和周梅森都打了电话，询问有没有适合的编剧推荐，他们俩不约而同地说了一个名字：王海鸰。王海鸰是生活剧创作领域的高手。她其实不太喜欢改编别人的作品，只告诉我先回去读读原著。过了个把月，才最终决定接下改编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点让我比较钦佩。一是梁晓声完全将接力棒交给了编剧。他给我手写了一个授权，表示绝不干涉剧本的创作，一切由李路来把握。众所周知，他本就是个优秀的编剧，他能完全放手，这是很难得的气度。其二，王海鸰的态度也非常认真。她其实和梁晓声也很熟，知道这部小说的分量，可以说是怀着一份敬畏心在创作。剧本写了很久。2018年底开始创作，拍摄时也一直在精修，到杀青前两个月才完稿。剧本创作的前半程，我在《巡回检察组》筹备和拍摄的工作之余，与编剧也一直保持密切交流。开机时有了40集的剧本，结尾部分仍待完善。因此拍摄期间压力很大，每天拍完回去都要研究剧本，然后用很大的精力来讨论接下来剧情的走向，每天没有几个小时能睡觉。但现在看来，成果还是显著的，结构没跑偏。文学史上，能够用文字展现中国近五十年社会和人性变迁的作品极少。但《人世间》就做到了，它就是一部厚重的百姓生活史。小说还没有写到当下，我们对新时代故事做了详细补充。目前我们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不仅要对内引发民众的共鸣，更要向外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阿米尔·汗的印度电影能广泛传播？原因就是鲜活，接地气。只要故事和心灵的沟通达到与观众共振，人性的温情是可以突破国别、族群的。等待演员在演员选择方面，我们费了很大心思。腾讯影业和新丽传媒全程支持我们做成头部大剧，演员选择定位为最合适，不计其他。《人世间》有四梁八柱，四梁是周家三兄妹和周秉昆的妻子郑娟，我们请了辛柏青、宋佳、雷佳音和殷桃来演。八柱的演员也都是实力派，像萨日娜、张凯丽、丁勇岱、宋春丽、于震等等。这批人搭起来的班子，往人物里一塞，就没有不合适的。演员合适了，戏也就好看了。双生双旦的演员中，雷佳音是最早定下来的。他本来就是东北人，身上有邻家男孩那种憨厚的气质，表演也没有痕迹，可塑性很强，周秉昆的岁数，和他的父亲差不多大。用东北话说，他就是妥妥的最佳周秉坤。但也有角色经历了等待的过程。开机都一个月了，辛柏青和小宋佳都还没进组。当时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挺着急，我说不着急，一切都早已定好了。其实当年拍《人民的名义》时，也有这种情况。开机一个月了，祁同伟、蔡成功、赵瑞龙的演员还没进组。因为我认准了（许亚军、张晞临、冯雷）这些演员合适，所以必须要等他们。辛柏青的戏，润物细无声。在周秉义的身上，能看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官员为了城市发展，豁出身体，忘记了“小我”，周秉义就是这样一类人。周蓉的身上有一种年轻知识女性独有的闯劲。她为了爱情，嫁给比父亲小不了多少的“右派”诗人，孤身一人奔赴贵州，小宋佳的身上有着强烈的独立女性的味道，不用去演，她本身就是周蓉了。至于郑娟，在书中她是个很有风情的角色，剧中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贤惠和个性并存，殷桃来演郑娟这个角色也很合适。丁勇岱演的是一个“咆哮爹”周志刚。他是东北常见的“老工人”，是单位的业务权威，在家里说一不二。老工人和省领导做了亲家，阶层的差别滋生出戏剧故事。周秉昆的家庭结构非常典型。父亲是中国第一批“大三线”工人，八级技工，每个月收入和退休老干部差不多。周秉义和周蓉出类拔萃，都考上了北京大学，而他们的下一代同样也很优秀。周秉昆命运比较跌宕，在通过自己的奋斗即将成为出版社后勤处处长的时候，误打误撞把人打死了，命运也被改变了。编剧王海鸰在小说基础上，加入了很多新内容。比如“光字片”拆迁，深圳的开发等情节，小说里匆匆扫过，剧中则占了不小的篇幅。你在这部剧中，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从30后到90后都会有感。从最开始计划经济用肉票、布票，海南岛的火柴和哈尔滨的火柴都是两分钱，到改革开放全民下海，谁家钱多谁家钱少一下子拉开差距。过去我们总说，“富二代”只能在《流星花园》里看到，现在街上比比皆是。改革开放是我们浓墨重彩的篇章。小说有一段很有意思，周秉昆他们大老远跑去买肉。在那个时候，买肉是需要肉票的。有一天，蔡晓光突然告诉周秉昆，在某个门店，今年开始买肉不用肉票了，一群人就搭伙去买肉，成扇成扇地买。买肉不用凭肉票，这就标志计划经济的松动，市场经济的开始。我们把水自流、骆士宾写成了东北第一批在深圳创业的商人，他们成功了，生意做得很大，赚了很多钱。他们带着改革开放的季风回到黑土地，与发展停滞的重工业基地相撞，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却又真实的故事。因为亲身经历了这些，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剧情，什么样的台词，什么样的表演能打动观众的心。我的孩子是00后，我那天还问他说，这种片子你会看吗，讲实话，不要因为是爸爸的作品。他说我太喜欢了，我特别好奇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的。历史纵深小说的背景在哈尔滨，因为梁晓声是哈尔滨人。我们则将主场景挪到了吉林。我老家在吉林，长春的地标建筑、城市气质我都比较熟悉，朋友也多。吉林省给了很大支持，很多资源都向我们放开了。征求过梁晓声老师的意见后，把主拍摄场景放到了中国的电影摇篮长春。像开机第一天拍虚拟的江辽省委的那场戏，用的就是吉林省委大门的实景拍摄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和农博园里搭景拍摄，园区上下配合我们，给了非常多的支持。实际上，东三省我们都拍到了。剧中关于俄罗斯的场景是在哈尔滨完成的，在辽宁调兵山拍的火车站等等。美术部门还搭建了书中的“光字片”（主角居住的城中村）。在摄影棚里搭了一部分内景，在其他几个城市找了几个棚户区外景，拼接起来就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光字片”。剧组搭了4万平米的景，灯线就用了7万米，搭景的灯足足装了几十辆超长箱车。不夸口地说，这个规模好莱坞电影也难达到。拍摄准备阶段，我们还征集了很多旧的物件，搭建了大概一千多平的道具库。像老海报、旧挂历、老衣服，争取让观众一看到就“梦回”那个年代。《人世间》的美术指导是王绍林，我们是老朋友，曾合作过《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等作品。摄影指导是张文杰，《觉醒年代》就出自他手。这次拍摄主要是两处搭景，一个是长春农博园，一个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但我有一个原则：只要外景有的，就绝不进棚，所以为了好多戏份不多的场景奔袭几百公里，但效果是惊人的，真的永远假不了。我在A组拍戏的时候，也会关注B组的拍摄。每拍一条，都要发给我确认，合格后再拍，不合格就重拍。从今年2月21日开机，到8月15日杀青，拍了半年。B组拍了3个月，工作时间加起来就是9个月。开机一个月，迪士尼就找来了，买下了《人世间》的海外发行权。我经常就在片场提醒大家说：一定要注意，我们这部剧要全球播放，每句台词、每个画面都要有国际视野。要让国外观众看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用50年的奋斗创造了“一个新世界”。拍《巡回检察组》之前，我想拍个“人”字三部曲。第一部是《人民的名义》，第二个是《巡回检察组》（原名《人民的正义》），第三部就是《人世间》。其实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明明可以选择拍一些能轻松赚钱的作品，何必非要给自己找罪受呢？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我希望通过作品向观众传达一种关照现实的力量和温度，不论是对普通人的描摹和刻画，还是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和反思，都希望能让观众产生共情。这是我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东西。你拍一部剧成功了可能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每一部戏，都形成了文化事件，引发了某种文化效应，那就绝非偶然了。《人世间》里有50年历史纵深。小说里人的那种纵深感，从底层到高层纵深向的那种东西，是我喜欢的。它能让年轻的观众明白，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如何来之不易。为什么当时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现在却能发展得如此繁荣，不靠喊口号，靠人物塑造、靠跌宕的情节、靠实打实的拍摄来表现。我之前也拍过关于东北的电视剧，范伟演的，叫《老大的幸福》。从语言到行为，东北人天生具有幽默感。二人转为什么产生在东北，因为过去东北的冬天太冷、太长了。东北的魅力，不一定是推杯换盏的“炕头文化”，还有更深情的黑土地文化。东北最美的和最粗犷的东西都在《人世间》展现了。和《人民的名义》一样，我不只是导演，我还是整部剧的总制片人、总操盘人，作为总负责人，你要扛很大的压力。事无巨细，都要上心。像《人世间》这种成本高、人员多的剧，做错一点都不行。这种压力，体现在生产和艺术质量上，也在各个环节的创新和突破上。寻求完美每每让我身心俱疲，每次的创作都是一次生死较量。这些年来，我拍的剧不多，跨度很大。很多人觉得我是没有舒适区的导演，我觉得拍什么还是要靠自己的感觉，“是不是我想表达的”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