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建筑工程师丁建华（石羽饰）偕妻漱兰（路明饰）返回上海，暂居远亲龚某（蓝马饰）家。龚原系包工头，沦陷期间曾以物资资敌而致富，胜利后以五百根金条买得“地下工作者”身份，得以逍遥法外。时漱兰将分娩，丁母（王苹饰）卧病不起，丁多方奔走，仍找不到工作和住房。不久，漱兰生一男孩，因无力抚养，准备送往孤儿院。龚某因无后，愿将婴儿收留抚养。龚妻（上官云珠饰）对婴儿任意虐待，漱兰不忍，龚妻又将婴儿掷还漱兰。建华夫妇遂迁出龚宅，寄居一巨厦檐下。一天，建华发现巨厦为自己当年设计建造。拾阶至顶，念在己身为建筑师，竟无栖身之所，悲愤欲绝，忽闻楼下喧哗声，缘门警正驱逐漱兰，丁气极失足坠楼，待众人抢救，已奄奄一息。警察拾其遗落皮包，见建筑工程师证件，众皆摇首叹息。抗战胜利了，以为中国人的好日子要来了。原来日子还是一样的糟糕…故事主要讲述龚先生和丁先生两家人。龚先生出身微寒，本来只是租住丁先生的房子，但是靠着给日本人做生意盖房子，发家致富，成为了上海的体面人物。丁先生本是小康之家，抗战去了后方，可惜回到上海却没有多少达官贵友，两袖清风，到剧终都是个寄人篱下的失业人士。龚先生是十分的实用主义，就算丁先生已毫无用处，但在他面前还是会十分尊重地说话，丑人就让他那神经质的太太充当，正好。最后孩子的事上，他也知道这个孩子总比什么叫花子的孩子好，所以千方百计，都要得到丁先生的孩子。丁先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建筑师，但最终就算把孩子拱手送人他都放不下自己的架子，或许他不想孩子从小生活在贫穷之家，上不起学，出不了头吧。但是马死可以落地行，就算此时的上海萧条得再也不需要建筑师盖房子，那也可以去做些体力的粗活。为什么他就不去呢？此处打破了我作为天真少女的一点迷思：原来男人有才，是不足够的，他还必须懂得处世，否则怀才不遇，但始终选择抱才离地，那苦了的就只有女人自己。那时的上海，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生存的。钱也不值钱，丁先生去医院问生产的价钱时，一晚两万，一晚五万，一晚十二万，价格日日不同，而且还要一付就十天半月，试问普通人谁有这个钱？这时的社会通货膨胀，使大众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富人当然随时可以拿出金条和美金，而且政府腐败成性，什么关系拿钱都可以打通，富人就更加可以横着走。龚先生想摆脱汉奸嫌疑，本想靠来自后方的丁先生帮忙疏通，结果还是靠一个交际花打通的关系——电影又狠狠地嘲讽了一把官场腐败。丁先生和太太看着窗边的蜗牛，感叹羡慕起它来，起码它到哪都有一个小小的家，总比他们无处为家来得强。此处又打破了我作为小城镇孩子的一点迷思：城镇孩子来到大城市，发现大城市里的孩子视野宽，人脉广，资源丰富，起点高到不知哪去了。原来这是盛世时候才有的光景。如果在萧条年代，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对于普通百姓，根本入不敷出，本领再高，也不一定有用武之地。还不如回到农村，灯红酒绿虽没有，但起码地是广的，菜是可以从地里长的。所以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孩子，在这个世界，并非毫无优势，最起码你的适应力强，生存力顽强。电影开头，丁氏夫妇对抗战胜利生活的美梦，最后被摔得粉碎。而这也让人感到了真实。如果不是片头出现青天白日，我还真怀疑这部电影是不是延安拍的——日子苦得连亲生孩子都可以卖给别人，那饿死些人，斗死些人，对比起来，又是多大的罪恶呢？最后，再说一点脑洞少女的自白：愿得一人心，在战争年代，也可以摆个小档摊，过着小日子。看完这部电影，让我有一种感觉：就算战争结束了，也不见得日子就苦到了头，还是再谋划谋划自己的春秋大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