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由于小时候肤色较深，而被同侪笑为犹太人。之后艾希曼加入纳粹党，1934年由于负责达豪集中营而受到海德里希的赏识；1937年艾希曼曾经前往海法与开罗，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后来艾希曼向纳粹方面以经济理由反对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但是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却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并且於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艾希曼的逮捕方式由於类似绑架，也引发阿根廷与以色列的外交纠纷。    艾希曼有罪。 　可在一场有共谋意味的民族性犯罪里，作为个体的艾希曼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怎样的罪责？　艾希曼有罪。　可究竟是什么让普通人的艾希曼成为极恶罪人？　电影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但镜头下的艾希曼，在为自己的辩解中，无数次强调的是，自己的一切行动不过是遵从上级指示，所以心安理得。　我们当然不能说艾希曼也是一个受害者，然而，我们的思考和审判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艾希曼这个血腥的刽子手，还有他的上级，还有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庞大的系统。　在这样一场人类浩劫中，如果最后的结果仅仅是我们把惩罚加之于某个个体，那显然是不够的。艾希曼，希姆莱，希特勒，他们只是历史舞台的实际参演者，即便没有他们，也还会有其他人来接替他们的角色。可怕的，该被审判的不仅仅是艾希曼们，而是让他们何以然者的那个国家机器，社会系统。　艾希曼也是一个慈祥的父亲，一个顾家的丈夫。只是，当他的子弹射向襁褓里的婴儿时，被迫站队的艾希曼主动做出了选择，在这个可怕的体系面前，要想活下去，就要与体系保持一致。也是这简单的理由，让艾希曼理所当然的作恶。　极权是可怕的。它以生存为威胁，逼迫每一个人做出选择。我们也许不满，也许抱怨，可是，在活下去面前，对错又算得了什么呢？　极权是可怕的。它用从事某种伟大事业的责任来淹没个人的感觉，并用正义或者法律之名扼杀一切怀有疑义者。打动艾希曼们这些已成为刽于手的人心的只是正在从事某种历史性的、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事情，也许一开始也有犹豫，当长期在极权的高压灌输下，谎言和罪恶被扭曲为信仰，普通人艾希曼于是甘之若饴的成为了作恶者艾希曼，实践伟大事业，并且享受内心的恶和私欲被释放满足的快感。这便是极权的惯用伎俩，用一个以崇高命名的谎言，让社会的一部分尝到优越的快感，然后发动他们反对社会的另一部分，在这种不平等的永恒斗争中，极权得以存在强化。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告诉我们，艾希曼为自己辨护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是的，面对黑暗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普遍的沉默；在反抗的声音停止的地方，暴政一定会大行其道。更何况，在一个作恶的制度下，人们只要承担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就会有恶的表现，尽管并没有遭受任何威胁。艾希曼所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坏的制度下，普通人都会成为作恶的一部分，一起来维护这个制度的运作，并且会为自己寻找一个理由，那就是我只不过在做权威告诉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就好像我只是在做一份工作，做我的分内事而已。　　而这，也是经由著名的Milgram18实验所证实和告诉我们的。在看《艾希曼》之前，恰好读到了闾丘露薇的《人心到底有多险恶》。人心到底有多险恶？在下一场更大的惨剧发生之前，我们永远都不敢说人心到底有多险恶。只是，在每一场发生了的惨剧里，无论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是红色高棉的暴政，还是文革令人发指的揭发批判，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人性的恶的背后都有极权或者说坏的制度在作梗。　　在它面前，我们小心翼翼，噤若寒蝉，又或者加入其中，作虎作猖。因为我们看到了恶的制度是如何碾过异议者的身躯。如果还有残存的道德自律能让我们不主动加入成为恶的制度的一部分，但在生存威胁下，我们也不得不选择沉默，沉默着，任由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逮捕工会会员，屠杀犹太人。    因为我们是平常人，我们习惯了沉默。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可是我们的沉默，带来的是平庸人的恶，我们的沉默，带来的是恶政的恣意妄为。强权可以让我们沉默，但是不能让我们就此回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艾希曼》，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对一个作恶者的审判，更是让我们警醒极权恶政对个体的异化戕害。　　在恶的制度下，没有谁是受益者。最初想探讨回答开头的两个问题，只是本来就是应付政治课作业的，意兴阑珊，草草收尾。大部分内容资料来自百度百科和闾丘露薇的《人》。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