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失业的英国青年大卫，如同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一起加入一国际组织游击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投入西班牙内战，对抗佛朗哥的独裁暴政。大卫因负伤来到巴塞隆纳，战时血泊中悲惨呼喊的声音，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恶梦呓语。他发现自己摇摆于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与新认识的爱人之间，心中的改革梦想却不因远离战场而稍减，最后选择回到前线战友身旁……本片曾获96年坎城影展金棕榈奖提名、法国凯萨奖最佳外语片、欧洲影展最佳影片。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该如何去理解同样作为人类个体的某个国际纵队成员的行为？

诚然，或许其中难免会有些在乱世中意图以冒险投机的失业者，但是我们的的确确知道在这队伍中存在着大量高唱着国际歌冲锋在炮火前线的志士。

在他们眼中，穿过这场硝烟，就能到达——或者至少是靠近——伟大人类事业的彼岸。在他们眼中，击败西班牙法西斯叛军，铲除这片土地上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创举。他们怀揣着再建一片净土的赤诚来到伊比利亚，与共和军并肩作战。

纷争的乱世中充满着人类发展前路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这样烟雾弥漫下的旧世界，才隐藏得下一个大时代的梦。

在刻板而粗浅的既往理解里，国际纵队留给我们的遗产似乎只有超越语言、国界、种族的国际主义精神，却往往忽视其中浪漫主义情怀的部分。一份这样的浪漫主义能否叫人忘却对于生死的恐惧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它足以鼓动特定的人们，跋山涉水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付出哪怕是生命的代价。

那样的大时代毕竟没有到来。

法国总统莱昂·布鲁姆说：“欧洲大陆上绝不可以出现‘意识形态的十字军’，这将导致另一场大战的爆发。”英法的“不干涉”、苏联的背弃……满腔的热情只能成为他人一时利用的棋子，何其唏嘘。更何况在人民阵线和共和派内部也是派系重重，利益纷扰。

战争结束了，胜利者属于他人，属于独裁的佛朗哥将军。

他们理想中的大时代并没有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无法抹去他们曾经高歌在这里的那段历史。

近百年后的今日，沉溺在商品经济利益和物欲享受中的我们已日益难以再去理解这种形式的浪漫主义情怀。我们甚至看惯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开足马力倒车的行径。

即使我们在内心深处仍旧会以“不切合实际的乌托邦”来定义他们的幻梦，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他们本身就是一段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