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中一霸“天狼”谢天啸和铁血打手“狗哥”王凯二人厮混长大，整日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出去闯荡江湖。因为天啸遭遇家中变故，天啸和狗哥决定进城闯荡。初来城里，二人就被江湖骗子圈圈摆了一道，后三人不打不相识，结为伙伴，并在圈圈的帮助下走上了棒棒生涯。在做棒棒的同时，天啸和狗哥先后结识了老黄、小渝、祥叔、小阳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在不经意间，天狗二人触碰到码头幕后老板龙二的利益并在几次冲突中与之结下梁子。天狗二人成长的同时，一场以码头为中心的江湖大风暴即将拉开序幕。

《天狗》和《盲山》《盲井》系列，是中国的“黑暗之心”，我们民族作为内陆文明所特有的劣根性，那些道德上丑恶、审美上低劣的方面，都在拉斯·冯·提尔式的镜头下得到记录。这部电影讲述了一桩“事先张扬”、普通村民作为看客和帮凶的谋杀案，相比而言，李少红根据马尔克斯小说《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改编的《血色清晨》 (1992)，虽然戏剧性更高，却缺乏直面“惨淡现实”的勇气。在这种现实面前，任何艺术加工都是虚妄，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记录正在发生的事。尽管这部电影本身也作为“小说改编”，作为虚构的艺术形式，对某些民族性格进行了隐喻式的“提纯”，但是它跟我们小农社会的现实逻辑距离更近（近些年则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呈现另一番特征）。 “狗子”具有作为“当兵的”被塑造出的身份自豪和对于上级任命的天真的执行力，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面前，他感到格格不入，那里纠结着乡村基层权力政治的势利、平只顾眼前利益的国民性弱点和恶霸/黑社会的仗势欺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正直”的空间。“护林”这一前两届政府大力推广的生态保护话语，在村镇一级遭遇到“发展”这一利益诉求的漠视和误解，实际上也象征着一种普遍的自上而下的法规政策与底层伦理的遭遇形式。 “狗子”在电影中绝非一个正面人物，他在名义上是不服软的“外来者”，但是在穿着打扮、言行举止，更重要的是，在行为能力、观念意识方面，很大程度上同构于他所要面对的“刁民”。在这方面，他完全不是一个“启蒙者”，自身也没有能力担负这样的任务。从鲁迅、沈从文到莫言、张贤亮笔下的村民，无论是“愚昧”、“天真”或是“血性”、“淳朴”，都没有使读者/观众如此彻底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祥林嫂毕竟是一个受害者，因此我们对她会有“同情”。而《天狗》和《盲山》《盲井》，真正使人看到传统社会杀人于无形的过程，这时候我们看到加害者的在场，我们看完最大的感受，除了震惊，其实是“不适”。 交通工具的不便在这几部电影中都是叙事情节的基本支撑，村民与外界通信只能通过邮递的方式，而邮递员本身也并未职业化，在小恩小惠、村民人际之间往往作出卡脖子的动作，这就成为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通讯的不发达，这些村落往往自有其运转逻辑，有内部巨大的向心力和排斥力，外在的事物“水滴不进”，这样的独立王国在几十年前的中国乡村仍然不可胜数。在电影美学上，故事于是成为封闭的圆形叙事，开头是一个外来者的到来，结尾则是他/她被吸收、分化、吞没，最后村落恢复到没有外来者的风平浪静。而《天狗》中，外来的干预“县长”则使权力的平衡发生逆转，但是这种处理既不常见也不符合实际生活，因为在舞台和银幕之外，我们并非天天都能“机械降神”。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现实的改变确实在中国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尤其是上层政策通过利益引导改变了农民的日常行为，他们通过打工、经济作物的种植、乡镇企业的建设，已经部分地摆脱了传统的靠山吃山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共同体”也在一代人之类被瓦解和以新的形式重组。这反而从一个侧面证明，任何外来事物，只有以经济逻辑（或者是以权力等能换算成经济逻辑的方式）才能发挥作用。不过，像《天狗》这样的作品仍然不是拍来给它的拍摄对象看的，底层观众就像哈姆雷特的叔父克劳迪斯 ，往往不情愿导演（这位哈姆雷特）给他们提供他们自己犯下罪行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