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出品的纪录片《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开始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部历史教育片，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看到后面，才会发现此片其实展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话题。大屠杀的经历者，会以苦难来苛责子女，“你们不够好，没吃过苦，心理承受力比我们那代人差远了”。类似的说辞好像似曾相识，不独发生在犹太幸存者家庭的记忆里。苦难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压垮一个人，后者如祥林嫂。那么如何正视历史，同时也避免某些过于沉重的创伤记忆，对儿童对家庭造成二次伤害，这是需要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来共同研讨的课题。

　　片中作为“苦三代”的女儿，最终摆脱了在奥斯维辛出生的母亲的负面影响，没有将象征苛责的奥斯维辛苦难教育模式沿袭到“苦四代”身上，她以全方位地表达爱的感受来终止了苦难的延续，也并没有因老辈人所担心的溺爱而发生惯坏孩子的情况。这其实跟历史文化环境的变迁有着较大关系，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像约翰.鲍比的依恋理论对社会文化以及教育领域的影响日益深入，西方世界也才逐渐意识到，滥用挫折教育，可能会塑造出具有回避型人格特征的一代，表现为抑制情绪表达，厌恶身体接触，而安全依恋心理在早期得到较好满足与表达的人，在其成年后也会具备较高自尊、情绪健康与正性情感。

　　如果从更广阔的人类历史出发，那么这种在文化与教育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从古希腊时期的雅典与斯巴达模式，到东方的道家之于法家与儒家，都可看出端倪。很吊诡的是，现代精神分析理论恰恰源自德奥的犹太裔精神病学团体，从弗洛伊德、弗洛姆到赖希，相对于纳粹的意识形态，后者关注与崇尚的其实还是一种追求卓越的超人或者说是精英意识，而不是像前者那样看重人的需求、自尊和本能，在纳粹看来，那是弱者的文化，源自犹太人的阴谋。

　　因此，奥斯维辛，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层面的遗迹才有意义，人们只有把它当做一个关乎文化、教育，乃至是如何维护人类本应具有的自尊的象征来提示自己，受害者也要警惕潜移默化中认同于加害者的行为心理模式，只有客观的反思、爱与尊重，才能使苛责与自我苛责的苦难轮回得以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