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地处南方的徐家川。富家少爷福贵（陈创饰）自幼顽劣成性，不思上进。这样一个纨绔子弟偏偏娶到了貌美贤淑的米行老板女儿陈家珍（刘敏涛饰）做媳妇，实实羡煞旁人。只是虽然家境殷实、父母康健、妻子贤惠，福贵却丝毫不知珍惜。在骗子龙二爷的引诱之下，福贵沉湎赌博，最终输掉家产和祖屋，气死父亲（李丁饰），打跑怀孕的媳妇，一夜变成了穷光蛋。家珍不离不弃，带着女儿凤霞回来和福贵继续过日子。内战、解放、土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岁月里，各种磨难交替加诸福贵一家人的身上，死亡不期而至，痛苦如影随形。早已痛改前非的福贵只能笑中带泪，默默品味着生活中的苦辣酸甜……　　本片根据余华小说《活着》改编。

我认为这部电视剧的名字，更应该叫《家珍》。过去看《活着》，我总是倾向于批判和控诉，更多的是愤懑与悲哀。现在看《活着》，我却看出了一些坚韧、勇气和坦然。 毕竟，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着。活着不是等死，不是逆来顺受，不是犬儒保身。活着，就是人生的全部。

最近，“二舅”爆红于网络又逐渐烟消云散，让我重新想起这部《活着》。活着当然不是歌颂苦难、赋予苦难一种“崇高美”的意义。可余华老师序言自述中，《活着》也不是为了批判和宣泄：“……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看待“二舅”、试图评价他人人生时一种可能的态度，超然与同情。超然使我们不局限于是非判断、不急于惩恶扬善，同情使我们不忘记鲜活生命的遭遇并可以试着理解这种境遇。

多年来，我始终忘不了周国平老师所说过的一句话：“ 死是最令人同情的，因为物伤其类：自己也会死。死又是最不令人同情的，因为殊途同归：自己也得死。 ”后来，我把这句话改为：人会同情别人，因为物伤其类。人终究不会同情任何人，因为殊途同归。人有同情心，同情心是道德的根基；但同情心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永远理解他人。在这种有限同情心的基础上，我们对他人人生意义作出的所有评价，对那个被评价的人大概都是误读甚或曲解。无论我们如何深刻地尝试去“挖掘”、“理解”、“分析”、“研究”他人，收获的大概还是不同位面的“自我”。这是研究他者的意义：他山之石，镜中世界，照亮自我。这也印证了同情心的有限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价交换。所以，“评价”他人，如果不是信口开河或哗众取宠，在我看来，真是一件难以负责的价值判断。

超然同样是件难以做到的事情，因为人总是会不自觉的代入自我：虽然是旁观者，虽然是不同的人生，却可能代入到他者的人生中，由此产生出是非善恶的判断与批判。而一旦代入进某种特定的角色、情感、心境，我们的同情增加了，对事物的判断基础却模糊了。一旦我们用强烈的态度急于为“二舅”作出更多的解读、质疑、辩解，我们离真实的“二舅”就越远，而离我们自己塑造的那个“二舅”越近。我们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也就对“二舅”本人愈发无意义。我们所爱所恨的，是自己营造的虚像，只不过取名为“二舅”罢了——那么我们对“二舅”的同情，还是真实的吗？是同情“二舅”，还是同情我们想象中的“二舅”，抑或，同情我们自己呢？

过于超然，就会漠然旁观；过于同情，就会模糊虚实。超然与同情的心态，当然不是评价他人的唯一坦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最佳路径”。可比起极化的两极对立、迫不及待的凶狠撕咬，是不是不失为“第三条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