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年代，一支红军部队击溃了白匪军，来到南方边陲的小城镇别尔季切夫。女团政委瓦维洛娃戎马厮杀，执行军纪毫不留情。目前，瓦维洛娃怀孕已临近分娩，团长决定把她安排到这个小镇的洋铁匠叶菲姆夫妇家去待产。叶菲姆是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家里人口多，有老母及6个孩子。叶菲姆对于镇长把瓦维洛娃安置在他家不表欢迎。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认为红军和白匪都不会给他这个犹太人带来好处，瓦维洛娃分娩时，玛丽娅为她接生，并让她同意按基督教的仪式为孩子祝福。瓦维洛娃成了一个会哼摇篮曲的妈妈了,并觉得自己也是叶菲姆家中的一员，常常帮着玛丽娅做家务事。团长来看她,通知她：白匪开始进攻，红军即将转移，但一个月后会回来。团长希望她和野战医院一起乘马车撤退，她没有表态。团长派人给她送来了一些食品，同意她留下。但当红军开始撤退时，瓦维洛娃心情矛盾地思考再三，哭泣着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把他留放在叶菲姆家的床上，大踏步地走出院子，去追赶离去不久的红军队伍了。

这部电影有意思的地方是文本。仅从技法上看，实在乏善可陈，不少地方甚至粗糙简陋，显得生硬。不过考虑到这是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唯一一部），大致也能理解。

电影改编自瓦西里· 格罗斯曼的短篇小说。格罗斯曼因为《生活与命运 》被苏联当局封杀，小说在20年后才得以出版。《女政委》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他，故事是他创造的。

电影的文本层面，能够探讨的地方很多。故事简单，女政委怀孕，跑到一户犹太人家里待产，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简单的故事，背后的意涵却极为丰富。历史、战争、政治，性别、身份、种族、信仰等宏大的叙事，电影都有探讨，而且讲得很明白。

文本之所以有价值，关键还是讲人。无论在何时何地，在何种政治背景下，人的本质是不变的，探讨人性永远都具有普世的价值。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逻辑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作为个体的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

军人作为战争的核心，应该彻底摒除个人喜恶，成为一台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这是战争对军人的根本要求，任何加入军队的个体都需要以成熟健壮的男性为标准改造自己。因此，女战士需要去性别化，将自己生成为合格的男性。

电影的核心冲突在于此，女政委作为军对高官，本该像男性那般冷酷地行事，但意外的是，她怀孕了。孕育显示出母性温柔的一面，与战争对战士的要求截然不同，恰好远隔两端。

电影一开始刻画了女政委的残酷与冷血，她直接下命令杀死畏逃的士兵。可在她孕育后，她不得不脱下军装，让自己变成正常的女性。而且，由于寄人篱下的缘故，她从强者转变为弱者，这重身份的转变也迫使她接受女性的角色。

电影对此作了深入表达。与此同时，底层民众对战争与军官的认知，男女两性对生育的不同态度，还有种族与信仰的冲突都在电影里得到了探讨。

因此，这是一部关于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的电影，个体在背离集体生活后展开日常生活。这种表达方式自然无法被社会主义文艺制度所接受，因此它被禁映，并遭到严重的惩戒。